大家｜黄达回忆录：去张家口 | 忆旧纪年（十八）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该系列第十八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 去张家口
在涧沟住了几日，梁波派了一位通讯员，大概十六七岁，矮矮壮壮的大男孩，领我一起去张家口。通讯员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说是他们这个前哨据点要送交总部的东西。那时，在根据地没有邮局，更不要说是快递，交通工具就靠人的两条腿，大件物品靠牲口驮。我背着一个小包袱，随身的几件衣服，还有一双山地穿的鞋，记得叫“山杠儿”。
山杠儿，现在山区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鞋了。麻绳纳的布袼褙鞋底有三四厘米厚，麻绳纳的密度可以说盖严了整个鞋底，鞋底的硬度简直就是木板。鞋面也是好几层袼褙，用比较细的麻线纳的。鞋头部分也很硬。穿普通的鞋，踢到石子儿，脚指头会很痛很痛。穿这种山杠儿，踢到小石子儿，小石子儿可以滚出好远；碰上大石头，也只是震得腿麻，脚趾头不会受伤。
在梁波睡的炕上一角，堆着好多双山杠儿。我向他开口要一双。他说，这是老乡交的“任务”，有数的，不太想给。临到向张家口出发时，他还是给我拿了一双，同时还给了我一双布袜子。布袜子是用土布做的，比起现在的白布，土布厚得多。袜子底儿是几层布用粗棉线纳的，袜子面也是两层布。山杠儿鞋的里面很粗糙，平原人穿普通袜子，脚硌的厉害，不能走路。
大男孩通讯员说我是“客人”，要替我背小包袱。看到他已经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怎么好意思把我的小包袱也让他背！但走了不到半天，就感受到一个小小的包袱竟然压得我肩酸背痛。不过，我还是坚持背了下来。
我们要走的路线：从涧沟向西，经太行山向北到宣化。宣化，是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条大川中自古以来的重镇。宣化处于八路军控制之下，已有火车通张家口。经太行山到宣化可以避开国民党在这条大川里控制的重要卡子——下花园。那时从北平去张家口的大学生和知识青年，基本是乘平绥铁路线，到康庄，下火车，走到下花园。过了下花园这道国民党的哨卡，还要穿过下花园与宣化之间国共双方都不管的“真空地带”。真空地带有时有零散的土匪。
从涧沟出发，就是不停地爬山，连绵不断的山。走了两天还是三天，记不准了。出山，没有下多大的坡，就是一条大川。说明出山的这段川，比从北平城出来开始进山的地点，海拔要高许多。在川里又走了一大阵子，才到宣化。
从北京城去涧沟，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山。这两三天，我们走的都是荒山野岭中并非人们经常走的羊肠小道，好像这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山”。或许是为了避开可能与国民党势力的遭遇，也或许是为了走近道，才穿越这真正的荒山野岭。
记得满眼都是褐灰色相间的花岗岩，是陡峭的山岩和蜿蜒曲折的狭窄山涧——没有流水的山涧。也有多少开阔一点的河床。河床上是大大小小的乱石、拳头大小的沙砾，和一些并不怎么光滑的卵石。看不到多少树木，有也是树身低矮、枝干扭扭曲曲的小树。倒是有不少枯黄的蒿草在刚刚入春的冷风里瑟瑟抖动。
刚到解放区写材料的时候，我常用“荒寒”两个字形容走这段山路的印象。记得也用了“空阔”的字样。虽然过了70年，那段在太行山里的历程依然历历在目。“荒寒”两个字，今天想来，也确实是那样：只有岩石几近没有植被的山，的确非常荒凉；山里初春的风也是寒意凛冽，总有一种令人身心舒展不开的压力。“空阔”两个字则不准确。除去吃饭投宿，在山里，就是通讯员和我两个人默默地赶路。除去回声，一片寂静，有没有鸟雀之声记不准了，即使有，也没有留下印象。真的是“空”。但“阔”字则不准确。就是开阔一点的河床，环眼望去，前后左右，不远处也还是绵延不断的陡峭山峦。也许可改为“寂”，空无人迹，萧索枯寂，使人感到一股无形的压抑。
半年多以后，又在太行山里行军十多天，虽然依然是山峦连绵，但走的却是村村相连的路。与平原比，山里相连的村庄，往往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也要走个大半天，但不时有种种迹象感到有“人气”笼罩，已经丝毫没有荒寒空寂的感觉。后来又走过多少山，再没有那次的感受。不怎么清楚，在我们的国境里，在今天，还有多少像我这次走过的荒寒空寂的山峦。估计，可能不会太多了。这应是国家富有，人口增长的结果，是好事。但留待我们开发的天地是否越来越窄了呢？
在这荒寒空寂的大山里，没有料到，看到了长城。长城，过去可能到北平时远远地望见过。到八达岭登长城，那已经是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了。上世纪50年代爬长城，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摩肩接踵、人山人海，但也是游人络绎不绝。而这次在大山里，观赏者只有两人。大男孩通讯员一定看过无数次了，没有欣赏的兴趣。我，自然非常兴奋，非常震撼。前后左右没有人烟，只有长城静静地在山峦间攀爬。极为明显的规律是，城墙都筑在山脊、山尖之上，抽象地概括，就每一段山来说都是筑在最高点，而且连绵不断。有的山峰的仰角超过60度，但沿着60度以上近乎垂直的山脊也有城墙。城墙好像就地取材，是用褐色的条石垒的。远远可以望见条石的线条，条石的重量一定非常可观。不禁想起从幼年就听过无数次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凄楚沧桑之感，油然而生。这里的长城，有的段落很完整，看着有很新的感觉，有的则明显是刚刚被炮火崩塌了。
望见的长城，也不像很远。但我已经有了一些走山路的经验，望着不远，走到跟前，也会有好长的路。而且在羊肠小道上乃至连羊肠小道也没有的山涧沙砾里爬得气喘吁吁，已经没有丝毫贴近观赏的勇气。但它仍然使我不能不为先秦以来，历朝历代，为了民族的生存，修筑长城所付出的难以想象的血与泪的代价而凄怆系之。那种强烈的冲击一直深深地印在记忆之中。后来又多次看到长城，也多有感触，但都没有这么强烈。
在较为宽阔的河滩里，还看到有一些高高的铁路桥的桥墩。通讯员说，是小鬼子想修而没有修成的丰沙线铁路。桥墩仰望有好几个人高，说明干枯的河床，在雨季来临时有多大的惊人流量；有些桥墩——用钢筋水泥铸造的粗壮桥墩——已经歪歪斜斜，又说明咆哮而下的山水有多大的摧毁力量。日本人没有坚持修通，大概不只是技术原因。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的牵制一定更是重要缘由。
全天攀爬，又累又渴之间，也有短暂的惊喜。在一处不起眼的陡峭山坡上有一个普通饭碗大小的坑，坑里是一碗清水。大男孩通讯员趴下喝了几口，说这是可以喝的水。我大喝了几口，非常清凉，没有异味。喝过后，坑里依然是满满一碗水。山这么高，而且周围光秃秃的，哪来的水？大男孩告诉我，山里人都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只要在山里行路，必须记住这样有水的地点。
在荒无人迹的大山里转悠，那种孤寂压力不由得产生想见到人迹的渴望。在攀爬好长时间之后，远远看到一处有几户人家的山村。我高兴地说看到村子了。大男孩通讯员却冷冷地说，那早已没有人了。遥望“屋舍俨然”，怎么没有人了呢？本来我们走的路，是在山村的坡下，并不经过山村——要到山村还要爬一段坡。这回倒是我不顾疲劳，坚持上坡去看看。
直到走到跟前才看清楚，这儿已经荒废好些年。山里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用石块垒墙，用石板盖顶。不远望去，石块垒的墙和盖顶的石板几乎是完整的，只有临近，才看到不过是空壳：石头墙依然完整，屋顶的石板也还没有全塌下来，而里面除了石头灶坑和依稀的石头垒的炕面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通讯员指着一些被烧毁的房梁痕迹说，小鬼子见什么烧什么，把一切都烧光了。在天津，八年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占领之下，对于占领者的居高役下颐指气使乃至摧残中华文明的行径也深感切肤之痛，但对于野蛮的烧杀抢掠却没有亲眼目睹。后来才了解“三光”政策，是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针对八路军，在华北推行的灭绝人性的政策。这默默的空壳山村，直接给我上了一次民族兴亡的教育课。
有的年轻人，往往怀疑，20世纪的文明人怎么能这样野蛮？我的亲眼所见告诉我，这确确是事实，“文明”人完全有可能干出灭绝人性的野蛮罪行。
从涧沟到宣化，如何“打尖”——吃饭、住宿，已经回忆不清了。只记得在老乡的家里吃过一顿饭。好像也是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逃过“三光”政策一劫的小村。在这里吃了一次“派饭”。
派饭，是抗日根据地在新中国成立前实行的一种制度。路经的军政人员，到村里找到村干部，村干部指定一家做饭，军政人员要交给老乡粮票和“菜金”。粮票是专门印好用于派饭的，面额是小米11两——16两一斤的小两，合现在的秤是0.625两；菜金是几分钱记不准了，往往是再交二三两粮票顶菜金。那时的粮票代表着实实在在的粮食。老乡做“派饭”收入的粮票可以用来交“公粮”——当时的农业税。那时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叫解放区，一个人或几个人出差，背上被子，带上粮票，就不用担心吃饭住宿的问题。当然，在农村，不论多么穷困的农村，老乡吃什么，你吃什么。有时老乡也会尽量做点好吃的，但也只能是就老乡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好吃的”。有一次我们两三个人吃派饭，老乡给每人烤了两个一半小米面一半糠合起来的小饼子，热热脆脆很诱人。但糠，终归是难以下咽的。同行的人说，这个地方平时还吃不起这样的小饼子。住，如果凑巧，在老乡的炕上可以挤出点地方，这是最理想的了。有时住在臭虫、跳蚤多得不得了的地方，那会彻夜无眠。派饭的规矩是后来行军时慢慢弄清楚的。这次是第一顿派饭，我还是一窍不通的。
但这顿派饭，却给我留下迄今忘不掉的记忆。老乡的家虽然很窄小，但还整洁。小小的炕，小小的炕桌。招待我们的是一人一大碗小米饭，很清洁的小小一盘菜，像是凉粉，浇着点调料，很诱人食欲。但吃了一口菜，没吃出什么味道，只是难以下咽。当然，这口菜还是咽下去了。随后只是吃小米饭。没有吃惯小米饭，所以必须努力才能使它进入食道。看通讯员，倒是吃得很香。上路之后，我问通讯员，菜为什么那么不好吃？他倒是很熟悉这种情况：因为没有盐！盐不好买，敌人封锁；老乡也往往没钱买。
没有盐，我才若有所悟。从小长到这么大，菜里要用盐，好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盐加少了、加多了，口味偏轻、偏淡，偏重、偏咸，不好吃，这是常有的事。但根本没有盐，就是在我生活最窘困的抗战胜利前后，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要理解什么是贫困，要感受什么是贫困，那还不是有点生活体验就能把握的。这年秋，华北联合大学的部分同学到山西广灵的深山里参加土地改革，他们回来特别提起的就是没有盐吃。他们介绍，老乡把可以吃的野菜用开水焯一下，放在坛子里发酵，有些酸味儿，就是下饭的菜。对于这样的介绍，人们会感到的确艰苦，不过，多是听听就过去了。由于自己有过吃一餐没盐的饭的体验，对于这批同学是如何在艰难环境下坚持做群众工作，确实有所体会——我一餐没有吃盐就难以忘怀，他们是多少餐没有盐吃，那是什么滋味！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初冬，也是在太行山的行军中又碰上过一次没有盐的派饭。后来，接触过不少在晋察冀边区经过1942、1943年抗战最残酷年代的同志，不少人认为最难熬的是没有盐吃……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几年，就取得一项成就，就是整个大陆的任何地点都已经能够以同一的价格充分供给食盐。所谓的“同一的价格”，就是不论多么边远的地区，多么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与盐产地附近的通商大衢，价格完全一样。对于这项成就的意义，大城市的人没有觉得多么“伟大”。而我，在看到这条消息时，确实觉得自己能够领会，这对于那些曾经为吃盐而发愁的穷巷僻壤的穷苦人们是多大的福音。如再回顾历代盐政，这真是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巨大政绩。
从宣化到张家口，坐上了中国共产党管理下的火车。
编辑 张晨希
来源 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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